{疯狂的老子养生}老子思想价值取向与所谓“现代文明”
来源：当家网 日期：2022/9/19 14:45:22 浏览次数： 我要收藏
{疯狂的老子养生}老子思想价值取向与所谓“现代文明”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
中国步入近现代，随着二十世纪的动荡，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经过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至八十年代末至今的经济改革，面临许许多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其中混沌缠绕、贯穿始终、到今天还搞不清楚，但决不能再糊涂下去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东方文化大国究竟应如何看待西方、究竟应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关系。这是个高屋建瓴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搞不清，造成中国失去自我意识，使得国人在很多重大根本问题上彷徨困惑，屡屡陷于无所措手足之状态。老子思想是独具中华特色哲学之重要一脉，当今探讨如何看待老子思想与所谓现代文明，是探讨如果看待西方、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西方文明课题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个问题是通过将老子思想与西方现代文明在宇宙观、思想方法和价值观方面的对照来进行研究的。这一问题的探讨按照学理逻辑将涉及以下几个范畴的问题：1）老子的思想是什么，老子思想的价值取向是什么；2）什么是西方现代文明，现代价值是什么；3）现代文明在中国的盲目理想化； 4）反对个人主义才是老子思想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对话界面。
一、老子的思想是什么？它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这里问及的老子思想是什么，是与西方思想传统相对而言基础之上为了恰当阐述如何看待老子思想与现代文明关系而探讨的范畴。所以，由于这一出发点，老子思想是什么，其范畴的选择决定在它与西方文明比照之下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等于是说，在这里老子思想是什么，讲的是与西方现代思想比照之下，老子思想持守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什么。老子思想所持守的与西方现代思想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之处，是我在这里所说的老子的思想是什么。
应该说，“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对老子思想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表达的最简洁语言。“道”就是老子特有的宇宙观，是他对宇宙世界的认识。什么东西是这样一个宇宙观、世界观独具的特色呢？就是它的作为对宇宙万物之间互系不分性的认定。“道”其实就是宇宙万物之间的互系不分性。也就是说，宇宙在老子的眼中是互系不分的关系，万物并非作为独立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关系而存在。这是与西方现代文明持守的宇宙观很不一样的。西方现代文明宇宙观恰恰不认定万物是互系的，它一方面沿袭古代的超绝主义（一个上帝的）宇宙观，认定世界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认定有一个上帝那样的绝对真理，把世界一切看成是个体独立的在（互相没有关系）的。老子说的“法自然”，既是宇宙观也是思维方式，即把宇宙认定为关系的，且认为关系是自然而然，并非什么外在力量强加的结果。在此可加进老子的另一个思想，即"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一切万物的自然而然，它们自己的变化与运动，而非上帝那种外在力量之下的强加作用结果，它是内在阴阳互相作用的结果。这是在根本上与西方宇宙观、思维方式开来了，说的是万物自己在变化，自己在动，万物间关系都是阴与阳的内在变化趋向。为什么在这一点上与西方宇宙观大相径庭？无论西方古代和现代，都把宇宙间一切运动单一地归结为来自一个总因源，就是上帝或者一个绝对的真理，一切变化和运动都是外在性的、由甲到乙的碰撞式的结果。因为物体是独立的个体存在，所以任何二者之间的运动都是外在力量造成，都是甲对乙的碰撞引发。如果简洁地用一句话讲清老子思想与现代文明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那就是：现代文明认定的宇宙和思维方式是超绝主义（一个超然绝对主宰体）和二元主义（一切物体是独立个体存在）的；老子思维的宇宙恰恰不是超绝的、二元的，而是万物的互系不分、浑然而一。
“无为而治”是老子思想的价值取向。今天所说价值，在中国传统意义上为所看重或珍重、崇尚的东西。“无为而治”是在老子所认识的自然宇宙基础上他提出的应当看重、珍重或崇尚的东西。“无为而治”不是思想平庸之人很容易想到的懒惰，什么都不用做；而是顺乎“法自然”的道去做；也即不违自然、不违道，不刻意。老子见孔子讲的一段话，透彻地讲清了这个道理：“天地无人推而自行，日月无人燃而自明，星辰无人列而自序，禽兽无人造而自生，此乃自然为之也，何劳人为乎?人之所以生、所以无、所以荣、所以辱，皆有自然之理、自然之道也。顺自然之理而趋，遵自然之道而行，国则自治，人则自正。”须看重或珍重、崇尚“无为而治”，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自然宇宙自己的东西，才曰“道法自然”；是因为万物都自然而然地、能动地、互系不分地在一起的。应该说，价值取向是“无为之治”，也是看重、珍重或崇尚万物自然而然、能动的那种互相无法分开的联系性。而只要你是看重、珍重和崇尚这种自然而然、能动的互系性，它就是你的一种自然宇宙观认识。而自然宇宙观，就不建立在上帝那种外在因素或力量之上；同时你也是将自己考虑进这种自然而然、能动的与万物的互相不分关系的，因而你自己也须是自然、能动地与万物不分的。“无为而治”恰恰是表现你的这种状态。相反，倘若是现代文明熏染的，要你将自己看成是独立、与他人他物毫无联系的，你为了生存、为了幸福，要将自己待价而沽，要通过与别人的竞争，发泄欲望，要冲破一切限制，获得无限制的自由，你必须有为，必须刻意，必须绞尽脑汁、花尽心思地去思考伎俩与技巧。而你一旦进入这种状态，刚好是老子思想价值取向的反面。你处于这样状态的“有为”、刻意之时，恰恰是掐断了自己与万物的“法自然”之道，恰恰是将自己作为外在因素或力量，以为“他”物，是可以由于你的“所为”而左右的，而实际上恰恰是让自己发生异化，异化于自然万物。
老子思想的“无为而治”价值取向，来源于对人之生、之无、之荣、之辱都是自然而然、能动地与他人他物的不可分的联系的认识；生、无、荣、辱皆为万物相系不分之道总体之部分，都包含于自然之道的大趋势之中。珍重这个自然而然且能动之万物浑然而一之道，顺和之而行，国家才自其内而治，人才自其内而正。不能通晓其中蕴含之大学问、大智慧的人，无法领略此价值取向之“妙不可言”为何物；老子如是说： "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一体也。天地，自然之物也;人生，亦自然之物;人有幼、少、壮、老之变化，犹如天地有春、夏、秋、冬之交替，有何悲乎？生于自然，死于自然，任其自然，则本性不乱;不任自然，奔忙于仁义之间，则本性羁绊。功名存于心，则焦虑之情生;利欲留于心，则烦恼之情增。"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是一种什么状态？老子的绝妙比喻是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老子告诉的与现代文明熏染的应该说在根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道理，用现代语言说，完全不是一个范畴的逻辑。这两个范畴差异几何？是前提性的差异，是不同宇宙观与思维方式，所以在讲述迥然不同价值取向。在老子这里是“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而现代文明那里是“上帝赋予我人权为自己而拼斗”。因此，老子看重、珍重、崇尚的“无为之治”，提倡人要效法水德；也即利万物而不与争，不张扬，不在乎居于众人众生之下。无为而治不是无所作为，只是“不争”而已。老子有一段淋漓尽致的话语是这样的：“与世无争，则天下无人能与之争，此乃效法水德也。水几于道：道无所不在，水无所不利，避高趋下，未尝有所逆，善处地也;空处湛静，深不可测。善为渊也;损而不竭，施不求报，善为仁也;圜必旋，方必折，塞必止，决必流，善守信也;洗涤群秽，平准高下，善治物也;以载则浮，以鉴则清，以攻则坚强莫能敌，善用能也;不舍昼夜，盈科后进，善待时也。故圣者随时而行，贤者应事而变;智者无为而治，达者顺天而生。汝此去后，应去骄气于言表，除志欲于容貌。”
老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皆由于老子与《易经》为源头活水的高超阴阳通变互系思维一脉相承，也是现代所说的“辩证法”思维。这也是老子思想作为中国哲学传统最具有根本性独具特征的相反相成的偶对性思维方法。应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这种思维方法上发展得比中国传统更有深度、更有高度。之所以老子思想的价值取向，它看重、珍重、崇尚的东西是“无为而治”，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在老子思想之中使得相反相成偶对性思维升至高度发达程度。偶对性的相反相成性是中华文化思维风格——互系思维的精髓。无为，是“为而不恃”、“为而不争”，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还可说，无为，是不极端，不绝对，不形而上学，不僵化，守持相对性，守持执两用中，守持顺事物内在之性（阴阳相向性）而行。而一旦有为，就偏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即是“形而上学”，就走了极端，就灵验为反者道之动。老子本人就善于、其思想也提倡偶对性相反相成思维，善于驾驭天地万物的既矛盾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把握它们的相互依存和互相转化。只有无为才顺其自然，才是道，才是天命，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是偶对性相反相成思维，恰恰现代文明不是！凡中国偶对相反相成观念，一到西方现代思维框架中，都成为二元主义的。所谓二元主义，就是阴阳是独立、本质不变的两个个体，二者之间只有对立、冲突、排斥，而没有不分的互系，没有互相依存，没有统一，没有相互转化。偶对性的相反相成总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谈论其中一个因素或一个方面的时候，其实意味着在谈与其偶对的另一因素或另一方面。变化总是针对偶对的互系的两端而言的，表面上松散或分离的两端，其间的互系不分性在老子思想乃至中国传统哲学中，总是获得特殊注意。老子思想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他所看重、珍重和所崇尚的，都是在偶复性的相反相成能动之中阐述出来的，是它变成了我们现代所说的辩证法，如：“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不一而足。
二、什么是西方现代文明？现代价值是什么？
人们必须意识到，特别是中国人，在理解西方现代文明概念的时候，首先要想到，它是一个西方的特殊历史文化概念，它不具普遍性，它是以西方上帝概想为前提的单线单向历史观结构的话语。这种概念与中国历史文化没有关系，也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视野中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这一点在中国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和理解，而对这一点的茫然，必然导致的结果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失掉文化的自觉、自信，在行动上的彷徨不定和无所措手足。中国人要理解，西方经历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文明过程。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建立了一个一神的思想文化传统。这个精神传统的动摇和崩溃时期是文艺复兴。所谓“文艺复兴”西方出现的一个否定一神传统的时代。整个传统出现强劲的挑战教会和一神的信仰，主张复兴古希腊文化。它提出的所谓“人文主义”是将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统治判断为对人的精神压迫，倡导人的自私和欲望是合理的。将对上帝的信仰转到认为人和人的经验才是重要的。但这并不等于西方的文化文明出现了向东方文化接近的倾向，而只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且在极端之处又产生回归，上帝又成了“人文主义”的神圣与合法性前提。也就是说，中世纪的一神信仰到文艺复兴时代变成了个人至上、个人神圣。上帝的伦理变成了个人主义、个人解放、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幸福等等。西方文明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入“现代”。“现代”的历史文化含义与启蒙运动无法分开。启蒙就是把对上帝的迷信转变为对真理的追求，把信仰一个上帝变成信仰一个绝对的真理。而发现这个绝对真理使用的手段与证明上帝存在的手段是同一个：科学和理性。只不过这个时候的科学和理性，从证明上帝存在的手段变成发现真理的手段，其目的由确立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观走到作为追求个人幸福服务的手段。而为使这样一个目的具有神圣性与合法性，被挑战和置疑过的上帝又被请回来，由一种中世纪对人主宰与裁判的角色变成对个人至上之神圣的辩护角色。这样，个人的欲望和追求个人幸福就成了天经地义绝对正确原则了。个人主义、个人解放、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幸福，都成了在上帝这个超验一切的神之下，变得神圣合法。由于此，上帝这个一神，又成了“人文主义”的必然先决条件。只有上帝才顺乎逻辑具有地位给人以个人主义、个人解放、个人自由、个人权利和追求个人幸福的绝对原则。这也是说，没有上帝，所有这些现代理念就没有逻辑、就不能建立，就是空中肥皂泡。现代文明就是满载这样的思想文化实行的社会原则，成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因此，中国人必须在总体上弄懂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前提，明白现代文明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实际社会操作是什么。
“现代性”作为西方概念，饱含西方历史、社会、思想文化传统等等方面的重要转折意义。辜鸿铭先生是自幼学在西方，贯通中西的文学界、哲学家。根据他呈现于我们的关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分析，表明它是以促进资本家与金融商人的既得利益作为驱动的社会。辜先生引用比肯斯伯爵的话说，比惊奇地发现自由主义变成一种实际的政治独裁，即一种‘养尊处优集团’的独裁。他还发现所谓的“自由党”是一个寡头政治集团——即新兴资产阶级的寡头集团或“伦敦佬”阶层。按照辜鸿铭导师卡莱尔精辟的说法，“现代的欧洲各国是无政府状态加上一个警察”；[1]另外，英国政府实际是市侩；英国国会是一个私心重重的市侩们的会议。而按辜鸿铭自己的观点，现代制度的致命错误，就在于它剥夺了本民族中最为精华的元气和力量，剥夺了勇敢、不计回报、藐视痛苦和忠实的一切灵魂之物，而只是将其冶炼成钢，锻铸成一把无声息、无意志的利剑，同时保留下该民族最糟糕的东西，诸如怯懦、贪婪、耽于声色和背信弃义——并给予它们最大的特权；思想的能力被削弱到了最低限度。[2] 作为现代欧洲理念的“经济”原为何意？争夺也。按道理，中国人熟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勾画了前资本主义的那些联系，然而他集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他的分析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是说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有市民社会与国家、资产阶级与市民的二分叉问题。而且严格说来，只有资本主义才有所谓“经济”问题。欧洲的现代是物质功利主义文明，这就是学在西方，人到中年的辜鸿铭对西方文明感悟、理解的正果。因为他发现的是这样一种本质的现代文明，所以辜鸿铭始终呼吁要反对欧洲现代文明势力的破坏力量。
辜鸿铭呈现给我们的关于现代文明的分析，并非仅是他一人的管锥之见，而是可以许许多多西方学者的论述为佐证。现代文明的根源在于启蒙运动。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对启蒙运动辩证法的分析就可作为佐证的起点。[3]他告诉人们，西方现代是以启蒙运动为转折的文明；这种转折，是启蒙本身向对立面的转化；也是人们目睹的现代文明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开始。启蒙运动起初是一种挑战神话和万物有灵论、向宿命抗争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人类自由的发现；人类摆脱迷信、获得自由借助的途径就是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和实证主义。但是人们往往忘记，自由是针对它的对立面而言的，也即欧洲历史发生残酷的战争和宗教迫害。知识运动是作为这种对立面兴起的，运用自由的理念对人们进行启蒙。在这一点上自由意味着从神话、有灵论和宿命论的桎酷获得自由。但当自由开始用个人主义一语表达时，这个理念就开始失掉其逻辑性而变成一个绝对概念，而现实中从来没有过什么绝对的自由。个人主义就是将自己作为终极目的，就是“按照自己意志或欲望行为”，这是让人踏上一种扭曲而非理性个人“自由”的盲目执着之路，并因此创造出另一种新形式的奴役─将个人置于一种麻木地接受其自我肉体和物质奴役的境地，是一种个人事实上的被物化，被扭曲的非理性与欲望驱使，是一种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或者奴役他人或者受他人奴役，甚至两者兼而有之。
科学、理性主义、实证主义、推理等等是做什么用的？启蒙运动对宗教神话、信仰和上帝启示采取否定态度。它向人们宣告：“宇宙没有什么‘上帝’干预”；“没有原罪这回事情；人类并非天性固有堕落，而是教士的阴谋设计出的行为和恶事”；“思想不是天生固有，宇宙也没有仁慈的目的在支配。”[4] 不幸的是，由于自由的内涵已被改变，科学目的的内涵亦被改变。科学不再为获得从宿命论下的自由寻求知识，而是变成为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服务工具。随着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追求经验事实等等都开始服务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这些概念本身也变成具有宿命论同等的魔力地位，保佑个人成功。个人利益和欲望现在拥有了过去上帝的位置。同时上帝则被降为附属的手段地位，成为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合法的辩护士。结果是，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和追求经验事实起到的作用都是服务于非理性的手段或工具。而且，一旦它们起的是这种作用，它们就已经从本身上变成了非理性、非推理和非科学的东西。它们也就变成一种新的信仰对象，堕落为新的神话。启蒙则也已经变成了非启蒙。这使得科学主义成为现代文明的精髓概念之一。它以谋取利润和政治的手段作为科学实质。科学在现代文明资本社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取得统治地位，与道德割裂甚至背道而驰。这是科学从相对范畴到绝对范畴的深刻变化。近现代科技史上大量证据都显示这一西方“现代性”意义的科学，从“宗教传统”手段，走到推翻迷信、认识世界的哲学手段，又随而变为实现“个人利益和欲望”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完成了西方科技在近现代获得空前发达的逻辑。近代科学、实用科学各种领域，尤其用于生产、战争军事的科技，与西方资本主义崛起、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行为紧密地互相联系，对此西方历史学家有大量阐述分析。
今天，全球处在西方现代文明为支配地位的话语环境。大多数人都是在这种支配地位的话语环境前提下谈论价值和价值观的。由于取得世界支配地位的现代文明话语是私人自由资本的无限扩大，其自然逻辑的价值就是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幸福、个人人权、个人利益、私有经济、自由市场、利润最大化、积累私有财产及保护这一切的民主政治。而老子思想乃至整个中国哲学传统历来在根本上就没有一个与西方现代文明可以同日而语的“价值”范畴，恰恰因为现代文明的西方特质性所决定，恰恰因为二者首先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上就不属于同一种前提条件，所以也就在根本上不属于同一范畴的问题。如果我们强以现代文明价值与老子思想所看重、珍重和崇尚的范畴相提并论，就应把它们放到各自的文明传统中去获得各自的确切意义，它们的天壤差别就自然和盘托出了。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是属于物质功利主义的绝对化概念。个人主义、自由、人权、民主在西方文明意义是绝对化的。在老子思想中获得看重、珍重和崇尚的，恰恰不是绝对性，而是万物的道性、偶对且相反相成的互系不分性。与老子思想对照，现代西方文明价值恰恰是在器、物、势、术的范畴，是放弃“大道”与“正道”的宏观范畴，将微观范畴概念的绝对化、抽象化、天经地义化、普世化，极端化，正是逆道而行，反老子思想的“绝巧弃利”“不贵难得之货”；正是以毁掉传统的民族的道德原则为代价而产生的价值。让人变成既无道德感情又无道德责任的自动机器。问题不仅限于此，更为反道而行的是，现代西方文明还要将自己辩为“普世文明”，强加在一切人类的前途之上。其实西方自己也有中国有识之士指出，在根本层面上，西方这一套概念同其他人类文明不仅有差，而且大相径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等理念，其实在伊斯兰、儒家、日本、印度教、佛教等许多文明文化中都找不到共鸣的东西。哪怕“普世文明”这样一种概想也不多是西方特有的一种而已，与亚洲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很多不同民族独具特色的理念径直相撞。曾经对不同人类社会进行一百例比较研究的学者精辟地提出，在西方被尊为最重要的价值，其实在全世界是最不重要的。[5] 美国和西方强势国家极力向非西方国家推行民主、人权等西方理念，但是越是如此推行，越是鲜明显现出西方与世界的差别。现代民主产生于西方，当它一旦被采用到非西方社会，它通常不过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强加的后果。[6] 其实把个人主义、自由、人权、民主当成文明价值，且把它向非西方文明推行，其实是让不管是什么文明，都把它们作为绝对原则，也其实同时是否定其他文明是没有价值的，本身已远超出狭义的文明，而纯属列强的政治而已。不仅不是老子思想的“无为而治”，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大道废，大德无，天理沦丧而已。
现代文明在中国的盲目理想化
中国从近现代而起是进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话语之中的。这个话语的最大特点是将人类都纳入一个只在西方文明逻辑内产生的共有历史和普世文明。这个历史就是西方文明的一神或者一个绝对真理主宰的宇宙开始、发展和完结，当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西方是处在发达先进地位的，非西方包括中国是处在初级、落后阶段的。非西方包括中国要想发展、要想先进，就要以西方为榜样，采用西方现代的文明和理念，让西方带入一个普世的文明之中去。这个神话是：人类只有这样一种文明，所有人类必然同走一个普世的文明，世界和历史才会走向它的尽头，完成一个由超绝主宰体创造的单线单向的发生、发展、灭亡过程。中国自近代走过的历程显示，她不自觉地使用了西方的这样一套话语，不自觉地按照西方的视角看待自己，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文明放到了以西方为标准的低级地位。但是，当中国人一旦对西方古代和现代文明有了一个总体的透彻认识，就会发现中国近代以来走的是一条无意识地将西方现代文明盲目理想化的路，让误解误导了智慧，绕了很大的一个弯子。
想了解一下现代文明在中国的盲目理想化的实例吗？我劝没有看过1988年公演的《河殇》政论片的人，去好好看看，琢磨琢磨它反映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盲目理想化达到了多么不可救药的地步。它绝对是个理想的案例。作为表现文化冲突的作品，不免滑稽的是，它对历史文化冲撞的场面表现，竟是一个欧洲殖民者的口吻叙述的故事。而这口吻竟是从“曾被殖民过的中国人”嘴里来的。讲述人狂热地追求那种"外人的"角度，十分可悲地，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模仿西方殖民者口吻，正如爱德华.萨伊德尖锐指出的,"他们，这些被殖民了的，由于努力让自己率先进入殖民者权威所规定的话语范畴，日益被驱动到失去理智的作法上去。"[7] 这里所说"被殖民的"，"可以说是第三世界的同义词。"《河殇》声称的是对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宣传。当时的某位高级领导人也确是这样认可的。可是它殖民主义性质的解说传递出来的信息引起被殖民的创伤，想起自己在殖民者眼里其实是属于"他性"(otherness)、"异己"性、弱质性和卑贱性，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河殇>》陷入的政治性论说话语承载着"现代化" 的价值和信息体系。它建立的权威性和权力，渲染"被殖民"人今天因摆脱殖民而陷入的危机。电视片高频度地运用象征主义，用"黄河"、"殇"、"梦"、"黑暗之光"、"危机"、"新世纪"、"蓝色"、"黄色"、"长城"、"反思"、 "龙"等等不一而足的象徽，通过故事结构，服务于在殖民者的外来人与被殖民的中国人之间叙述以“异别性”为代名词的中国文明的卑贱。
《河殇》先把这个“落后问题”在范畴上扩大，使它与“危机问题”变成同一个问题。实现一种时间上向将来的扩展使它成为一个命运问题。在此同时，在空间上也引出一个忧患问题——中国面临被开除球籍。这一说法又把这个问题演变成一个空间上延伸超出中国之外跨度上的问题。这一问题的时空概念的扩大效果，则是在有过被殖民经历的中国人心理上唤起一种伤愈很久而现在又开始复发的自身弱者感和卑微感。“危机问题”通过扩大烘染“落后”与“现代化”、“发达”与“不发达”、“强大”与“弱小”的距离跨度制造出来。《河殇》继续扩大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感，一直使这个问题已不是个经济危机，它不光关系到将来命运，而且是植根于中国文化、政治、地理，甚至是中国基因的问题。这样，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无限远的时间和抓不到边际的空间的问题。这种手法的意图在于是让中国人对他们自己与西方的关系、与西方的差异、在西方人面前的第三人称属性，都纳入以西方人眼睛看中国人的框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睛中的差异和第三人称（或“他”）的属性就是《河殇》叙述结构一再反复出现的一系列带修饰语的名词：“黑头发”、“黄皮肤”、“儒弱”、“腐败无能”、“内向”、“陈旧”、“跟黄土地一起衰落”、“水患”、“饥荒”、“极权”、“封建”、“厄运”、“黑暗”等等等等。
让狭小意义概念实现宏大跨度时空感的以偏代全手法得以成功，实际是一种直线形的因果关系，其解读起来是这样一个逻辑：1、中国科技经济落后─这是个失败 ─> 2、这个失败是因为中国不象西方那样─喜欢出击─> 3、不喜欢出击是因为一种中国人属性─内向心里 ─> 4、中国人生出这样的内向心里属性是因为他们的黄土地、黄水汤子、黄皮肤─地理决定─> 5、中国人的内向属性还归结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原因 ─> 6、黄色文化不能产生外向心理而拒绝新思想、具有压抑性 ─> 7、所以，自由经济制度产生不了，也不能出现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和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只有封建、迷信、宗教、极权、专政─> 8、于是结论是：中国经济上的失败是一切都衰落的标志。电视文献片于是开始宣布：中国的文明衰落了，她的文化、她的经济、她的政治。她文化的衰落包括所有传统思想，也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为 1）马克思主义本身最后证明是一场失败；2）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是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是封建主义。中国在经济上的失败，历史性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这当然包括社会主义和“经济改革”。中国在政治上的失败包括的历史阶段跨越五四运动之前和五四运动之后，又当然包括共产党的政治，其性质依然是封建贵族的王朝。
把视点集中在某一具体部分、某一时间、某一空间问题的策略，帮助差异实现无限地概念扩大。正是这样一种技巧，使《河殇》所叙述的问题超跨度地变成一个全民族范畴问题，一个万里大陆地域的问题，一个四千年的历史问题，一个十多亿人口的问题。如何可能针对这样一个如此时空扩展化出来的概念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呢？如何挽救处于濒临危亡命运的中华民族呢？《河殇》指路了：希望在于西方现代文明。它成功的标志就是它现在的富有、强大以及使得它实现富有、强大的一切因素：它的文化、它的心态、它的强大私有财产统治、它的市场经济、它的民主，等等。所以，只要向它走去，不要将那块一钱不值的黄土地，黄水汤，黄皮肤看得太重。当然我们不能改换自己的黄色皮肤，哪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结构；改变我们的哲学，改变我们的价值，改变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象一个西方人那样去思想。《河殇》美妙地编织了一个落后卑贱文化与一个先进高贵西方文化的故事，其间利用大量隐喻用语，如“蓝色”与“黄色”、“出击”与“退守”、“光明”与“黑暗”、“寻梦”、“命运”、“长城”、“龙”“新纪元”、“忧患”，等等等等。这些隐喻在上下文的语义都是特殊建立的，例如：“黄”、“兰” 两种颜色是一对高度符号化修辞，用来传达两种文化、两个世界的差异及它们直面相对情形的反差。黄颜色隐含着既神秘联系；是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这种固着在土地上的心态，是黄泛的厄运，是较之西方人的卑贱；文化碰撞中，它是弱者、它是被吸引、被惊呆、被开化、要学习别人的被动体、被否定体；最后，它是失败、危机、衰落。然而，相比之下，“蓝色”是蓝海洋、蓝眼睛、开放的土地、豪放的心胸；它是主动，是带着民主、自由的新思想，带着新科技到处出击、教导别人的胜者。总之，凡伴随中国符号的，语义都是“黑暗”、“悲惨”和“忧患”。即使她曾经有过造纸、火药、指南针、印刷的四大发明，那也只是些暗淡的光，或者鬼火的“灵光”。而另一方面，则是蔚蓝色文化的亚历山大帝国的辉煌，一个隐喻出击的符号─从蔚蓝色而来，从海洋而来的一种新的文明，人类的“曙光”，“科学和民主”，是“资本主义实现的工业革命”。
“现代文明”多么美妙啊！这种盲目的理想化，从步入近现代，并非是今天的、中国的新鲜事儿？依辜鸿铭之见，其实它是当文明与文明相遇，冲突和碰撞之时，一个民族旧有的社会秩序、生活方式与习惯，就像大地震中的陶器一样很容易破碎——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突然面临新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对其作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否则，新的现实，就如同那埃及的斯芬克斯女怪，将要吞没他们、吞没他们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然而做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没有那么容易，除了从近现代开始进入西方现代文明的话语，中国至今尚未达到做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按照现代文明的话语，今之学者“祈求、召唤现代欧洲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之可怖巨兽来援助中华民族”。辜鸿铭批评道，他们“不以国无学术、无人材、无风俗为忧，而断断以国无实业为急务。”[8]他尖锐指出：“当朝廷在庚子事变后回到北京时，中国政府在全民族的支持下，走上了西化的不归路。在这里，我还想指出的是，鉴于目前的中国局势，真正让人觉得可怕亦可悲的地方在于，当整个中华民族决心抛弃他们自身的文明而跪拜于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时，在整个帝国内竟然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现代欧洲文明的真正内涵有丝毫的了解！”[9]中华民族整体上盲目地缺失了中华文化的自我、自信，堕入自卑、自悲、自残、内乱。辜鸿铭提醒：人们今天需要认识到的，是“那种顽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经令人惊奇地让步了；当前的危险，不是人们顽固地拒绝一切，一味地抱住陈规陋俗不放……而是他们太过轻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连陈规新矩一并蔑视，以为随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烦自己去考虑什么。”
辜鸿铭有“烂报纸”讲法，切中时弊不可谓不深。他痛斥：“余以为当日秦始皇所焚之书，即今日之烂报纸;始皇所坑之儒，即今日出烂报纸之主笔也。势有不得不焚，不得不坑者。” “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土横议，孟子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百家之邪说，而非圣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又谓：“邪说之祸，其存也，无父无君，使人隐于禽兽。” [10] 一个很值得人们注意的辜鸿铭观点是，他把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影响的中国约翰们称为“精神错乱”，因为这些人亟不可待想实现中华帝国的辉煌，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观念影响的中国新文化喧嚷的是宪政。“精神错乱”明显是对本为中国头脑却在对西方肤浅认识基础上极力鼓吹英国观念的违反逻辑现象的比喻。这个说法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名气颇大的美国政治学理论家亨廷顿那里得到了印证。亨廷顿的表述是，一些国家“在文化上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却就自己社会该属于那个文明莫衷一是。它们是精神分裂国家”。这里指的是发生在非西方国家内部的文化或文明分裂。也就是说，辜鸿铭认为，对西方文明的肤浅认识导致中国社会的精神错乱现象。他严厉地抨击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既得利益者：“那些暴发的买办阶层和一部分卑劣无德的儒生，或者那些具有鄙陋的市侩智慧而缺乏高贵品格的人——主要是这些人，他们渴望享受现代欧洲物质文明所带来的肉欲的满足，因而成天叫嚣要在中国搞全盘西化。”[11]他发自肺腑犀利地告诫：“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服，就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都由中国人变成欧式假洋人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12]
反对个人主义才是老子思想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对话界面
基于上面几节的阐述，我们现在可以切入“老子思想与现代文明”这个话题了。请注意，我在题目中用的不是“现代文明”，而是“所谓现代文明”，“所谓”就是用来纠正在中国被盲目理想化的那个“现代文明”，代之以一个在西方历史文化中实实在在发生的原汁原味意义的“现代文明”，或者说，到西方背景中找到的“现代文明”，而不是让中国人盲目理想化的“西方文明”。现在将老子思想和现代文明放在一起来谈，我们首先应当意识到的是，它们本来是放不到一起去谈的，因为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为什么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就是虽然可以论及它们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但恰恰是在这三个高屋建瓴的问题上，它们没有共同之处。它们认定的、谈及的不是同一种宇宙。它们依仗的思维方式，是来自各自不同的宇宙认识，因而也不是往同一处所想、同一种方式的思维。结果，它们的价值取向，恰恰在相反的两段之上。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能够在宇宙观、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这三个相同的概念上来谈论老子思想和现代文明，而确实是在对照之中谈论不同的东西，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即我们好似在一只蚊子的腿和一只大象的腿之间在讲道理。虽然都叫做腿，而这两种腿之间的天壤之别的差异，是让我们一下子就可以意会到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步，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可以提及的老子思想的最核心的优势所在，是它让我们有这种可能性将两个截然不同范畴的老子思想和现代文明，通过让它们各自回到自己的传统历史文化范畴中去，用清楚他们原汁原味的意义，而达到看清它们差异的目的。这就是老子思想的偶对性相反相成思维方式，它帮助我们看到了以真正的“现代文明”。这可以作为我们谈及“老子思想于现代文明”话题的第一点。
谈及老子思想和现代文明，我们是在谈现代文明的超绝主义和二元主义的宇宙和老子思想的没有超绝主义和二元主义的万物自然互系的宇宙；是在谈现代文明的绝对、极端、没有联系的独立个体的思维着眼点和老子思想的万物互系不分的思维着眼点；是在谈现代文明的把个人当成终极价值和老子思想的珍重事物之间关系的价值取向；是谈现代文明的器、术、力、竞争范畴和老子思想的道、自然、无为不争范畴；是谈现代文明的形而上学、静止不变、极端绝对和老子思想的常道、变化、偶对性的相反相成。应当明了，正是这种高屋建瓴范畴的差异性，使得老子思想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机会与西方文明之间发生什么对话；一是迄今为止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因为自从中西方相遇世界就在现代文明的话语统治之下和现代文明就在中国主流的盲目理想化之中。中西方之间在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能够导致产生二者之间的真正了解是不可能的。但是，老子思想与西方文明而不是“现代文明”对话的机会来了，它的对话对象，恰恰不是现代文明，而是“后现代文明”。这种机遇的现在出现的原因在于1）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2）文化批评家们对资本主义、民主以及技术的制度提出了质疑；[13] 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专家们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4）尽管老子思想与西方思想体系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和西方学者们都在向对方摸进，以寻求对话的可能。[14]
应该说，反对个人主义可在逻辑上成为老子思想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对话界面。美国著名中西比较哲学家安乐哲指出，目前人类面临共同的全球性社会危机，如“全球变暖”、“全球传染病”、“食品与水短缺”、“环境破坏”、“人口爆炸”、“国际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人类自己制造的，没有国界的，要么不解决，而要解决必须合作，要解决就必须解决价值取向问题。也就是说，价值取向必须从现代文明的将人作为分散独立个体转到看重人互相关系的价值上来，必须从个人主义转到将人与人的互系不分作为重大价值；必须从非输即赢的零和游戏转到互相合作的双赢原则上来。很清楚，这就是从现代文明的超绝主义和二元主义的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转到老子思想的非超绝主义、非二元主义的将关系认定为对宇宙认识、作为思维和价值取向。所有这些危机，都是现代文明的个人主义、个人至上、个人利益天经地义的价值观的逻辑导致。这样在“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大前提下老子思想的不争、不欲、不贵难得之货等许多理念就是克服个人主义，切中现代文明弊病的世界文化价值。
为什么后现代主义可与老子思想具有反对个人主义的对话界面？就是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明在宇宙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方面的挑战。首先，后现代主义者否认先验论；不认为只有一种唯一正确或真实的世界观和概想，[15] 后现代的旗帜下容纳着一系列观点，如强调社会先于个体。郝大维、安乐哲认为海德格尔（Heidegger）、福柯（Foucault）、德里达（Derrida）以及多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继承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19世纪开始的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对理性与直线因果思维统治地位的攻击是一直进行着的过程，现代社会晚期的新浪漫主义脉动发动了对理论绝对主义、无处不正确的价值观念、科学至上主义、抽象叙述主义和逻辑中心主义的全面攻势—这是体现启蒙运动唯理性的一整套话语结构。[16] 另外，大多数文化批判主义者将“现代性”与自由民主制度、资本主义企业自由化以及理性技术传播放在一起，对资本主义组织，民主和技术的当代形式提出质疑。[17] 还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葛瑞汉（Angus Graham）以及其他专家就开始讨论，认为中国所有早期的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或者至少是后现代主义的候选人。这自然包括老子思想，因为这些思想都不讲本质、真理或者超越的起源，不包括原旨主义设想。这些后现代思想者认为，目前这个时代是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进行哲学同期性的同期时代，正像苏源熙（Haun Saussy）所指出，这些学者认为只在当下才能够想象两种思想的交汇。[18] 第四点，正在经历现代化的中国与正在经历后现代的西方遭遇。然而，在这种情势中，双方却因为没有与对方同在一个基点而失之交臂。一大部分西方人似乎正在抛弃现代世界，而中国却在热烈地拥抱它。“老子思想与现代文明”的话题要求中国需要在老子思想中发现将能怎样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为现代性定义相针对的资源，必须懂得西方启蒙文化的语言。[19]主流英-欧学者的后现代主义意识，却是学界从科学模式转向美学模式的明显征兆，这使得西方思想家与老子的思想意识靠近。
本人期待着一场可称为第二次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历史过程。它是从现在开始的今后一个历史阶段，包括西方的后现代意识，也即包括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思想文化传统的觉醒，同时东方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觉醒。西方和东方都有一个寻找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和恢复自己传统中的优秀精神元素的意识。这个时代的客观条件，就是全球化的条件，就是全球化带给人类面临的各种各样的不可回避的未来生存和发展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追求现代性所赋予人类的能力。换句话说，恰恰是一味追求现代性及科学主义的迷信所带给我们的危机。这需要打破现代文明的话语结构，要拒绝用现代文明的话语结构硬性强加于老子思想这样的中国文明文化。如今势在必行的任务，是创建后现代时期的新话语结构，使用现代语言阐释如老子思想的中华文化意义的博大精深之处。老子思想要在后现代实现的新的发展，它的发展目的，在于批判现代文明意识和与西方后现代意识对话。老子思想的宇宙观、通变思维、互系性语言体系、万物浑然为一的价值观为内涵核心延展与深入的。它是凝聚中华民族心理最根本的依赖。它具有使得中华文化传统美德最终免于西方“普世价值”的解构，最终使中华文化找回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精神。
中国在精神上被现代文明的自由主义俘虏的现象已经达到很严重的地步。哲学领域使用的大量诸如本体论、超越、普世主义、宇宙等这样的概念用于讨论中华的思想文化，就是不可回避的例证。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二元对立简单思维泛滥，是中国社会现实表现的思想意识形态混乱、彷徨状态的写照。到处可看到莫衷一是、价值与是非的混乱，不知所措的行为与走火入魔的异端行为。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而生。这是“自由”作为绝对概念的恶果。绝对概念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进行过装潢的枷锁，因为它所盈冲的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一己”泡泡，一个超不出一己肉身欲望的小小范畴。老子思想的价值取将是我们从现代文明的自由主义理念影响下解放出来的清凉剂。让我们重温老子的下列哲学观念：“不见可欲，使民不乱”；“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柔弱胜刚强”、“守柔曰强”；“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大邦以下小邦大邦不过欲兼畜人”；“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之道，利而不害”；“博者不知。圣人不积”。
老子思想将世界看成是互系性，这对西方人与自然对立以及割裂的思考形式来说，是明显的对照。今天全球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以老子思想及其他各家为延续的中国优良思想传统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今天，老子思想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哲学，可以启发我们在理顺社会内部不同社会族群、阶层、个人之间，甚至国际间民族与民族的关系上，从一种寻找正常适当的关系方面思考, 也是一种十分现实的。 让一切关系在我们手里都能根据时间、地点、情势的具体情况获得恰当对待。自然拥有养育人类的资源，人类不正当对待，对资源进行不适当的滥用和浪费，自然就会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与人是互相支持生存的关系，如果不正确对待而产生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采取不平等的态度，把另一部分人当成对立的、攻击的或者攫取利益的对象，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适当，就会由互相支持生存转化为互相仇视，互相恶斗，甚至出现人残杀人现象。要对现代企业引入老子思想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促进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是克服后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思考和实践，是具有中国特色解决后现代问题的举措，具有全球意义。
